OSTASIEN Verlag
  Kontakt
  Reihen
  Zeitschriften
  Gesamtverzeichnis
  Impressum
   
 

Chinesische Originaltexte zu Revolutionäre Jugend

 

 

IV.1 Jiang Wanru: "Guo Shiyings letzte Jahre an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Hochschule"

江畹铸:《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》

 

 

我的伤口,我自己来舔,不要大家为我呻吟……

当我看到记念和想到回忆郭世英的文章时,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话。多年来,我反复这样对自己重复,除了自己的家人,很少对别人提起过我和郭世英暂短的交往,因为这是我永久的痛。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说过的另外一句话:“耗子要是得意了,那么猫儿一定会有冤屈。”他是用四川话说的,那声音,那语调,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,虽然我很小就知道这个谚语。也许他当玩笑那么随意一说,也许他是有感而发。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,至今对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释和猜测。作为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我,作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他的一个朋友来说,也有责任说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,记忆错位的事情,为至今关心他关注他的人们,留下一些或许有价值的东西,这样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。现在是时候了,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开,把我想说的都倾倒出来。

郭世英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农业大学渡过的,时间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难。他在农大只有两年半的时间,我有幸认识了他,并且和他有些交往,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。我认识他确切的时间,记不太清楚,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,可能就是5月,那时我是农大一年级新生。有一次我和同学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,我们都是四川同乡,用四川话聊天。正聊着,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学突然也用四川话和我们搭话。我抬头看,是个男同学,颧骨较高,眼神和爱,岁数可能比我们都大。我们就好奇地问:“你也是四川人?”他说:“对头!”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边吃边聊,但谁也没有问他的名字。后来,几次吃饭的时候,他都和我们一起围着一张桌子,瞎聊,知道他叫郭世英,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郭沫若。

一天,我在校园里碰到他,他笑着和我打招呼,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。这让我好奇,就问他:“你是四川人,怎么能说这么好的普通话?”他说:“我从小就在北京上学。”于是我开始刨根问底了:“你老家在哪里?”他说:“乐山。”我对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,知道郭沫若也是乐山人,就开玩笑问他:“哦!那你和郭沫若应该是本家了。”他突然有点不自然,说:“我们那里郭姓很多,大概吧。”也就这样,我们有一答无一答聊了会儿就分手了。虽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触几次,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,他对人很亲切,很诚恳,但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。

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,文革开始,我们学校的大字报也扑天盖地。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大字报,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子,让我吓了一跳,赶紧看。这才知道,他是郭沫若的儿子,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叫X反革命集团的成员,当时我就蒙了。

我是凡人,我没有什么先知先觉,和大多数人一样,毛主席怎么说,我就怎么做。对文革我没有什么别的看法,跟着大家一起折滕就是。我也认为郭世英是反动学生,以后千万别和他接触来往了。(其实我和他也就是那样吃饭说过几句话,在校园聊过几句而已。)

但我还是常常见到他,在食堂或在校园。他好像很自觉,不再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吃饭,独自一人手捧一个大饭盆默默在某个角落静静吃,和谁也不打招呼。在路上我们见面也很尴尬,他对对我点点头,我假装没看见,擦身而过,表示和他划清界线。

大串联开始,我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四川(我家在宜宾),回京时我在郑州下火车,打算转车去看我的一位亲戚。在极其混乱的郑州火车站,我的钱包被偷。不过我并不慌张,那时串联红卫兵走到那里都吃住不要钱,乘车也不要票。但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联系吃住,也要有一段时间,何况经验告诉我还要大排长龙。我肚子咕咕叫,附近的餐馆吃饭可不是免费的。而亲戚家在许昌,一时也到不了,再说人多,根本挤不上火车。我有点犯愁,坐在站前广场的街沿上发楞。我这人特别没主意,尤其一个人在外。

“这不是……梅,什么梅?”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这么问我。我一抬头,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低头看着我。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,有点警惕。我站起来,望着他那张黑黢黢的脸,那双眼睛是真诚和蔼的,这是?哦,是郭世英!怎么这个样子?怎么到这里来了?我心里问,嘴里说:“怎么是你呀?”他笑了笑:“你一个人?”我点点头。他又问:“同学们呢?”我说,就我一个人,正在想办法去亲戚家呢。他哦了一声,说:“那我就走了。”此时,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动学生的身份,叫住他:“你怎么到郑州来了,这是怎么回事,要饭了?”他把一个提包丢在地上大笑起来,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大笑,笑得非常天真。他说:“虽然我是那个,但但串联给我的机遇还要利用一下。我想到黄泛区农场看望我的朋友。火车只到郑州,正想找去那边的火车呢。”他还告诉我,文革开始,班里的人就拿他过不去,但行动还算自由。现在大家都串联,顾不上他了,他就趁机跑了出来。

这时我也就不客气了,想问他借点粮票和几块钱。他知道我的钱包被偷,还没吃饭,就说:“我也没吃饭,走!填饱肚子再说。”我有点犹豫,但还是跟着他走进一家肮脏的饭馆吃了碗面。饭后,他掏出几斤粮票还有十块钱,塞到我手里:“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。我不会难为你,省得被我连累。”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。我突然觉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渺小,那样的不是个东西,于是我也站起来,和他一起走出饭馆。我什么也不顾地问他:“你去哪儿?不管我啦?!”我那根“阶级斗争的弦”再也无法绷紧。他站住,望着我说:“我要赶火车,去洛阳那边,不是跟你说了吗,我去看朋友。”我说:“我刚从那边过来,全乱套了,往西开的火车都开不动了,车厢里满是红卫兵,火车趴在铁轨上不动。”听我这么说,他显得很沮丧的样子,一脸无奈。他想了想说:“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吧。”也只好如此,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我感到孤独的恐惧,就跟着郭世英去找住处。在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,我们排了很久的队,终于在天黑以前稀里糊图到一家工厂的招待所住下。

晚饭后,我们从食堂出来,郭世英问我,要不要出去走走?我说也好,就这样我们无目的地走向大街。开始我们也没什么话,走着走着话就多了起来。郭世英似乎很长时间没人和他聊天,在他眼里,看来我还是比较单纯的,于是他也就打开了话匣子。时间过去了整整40年,在那个特殊的时刻,在那个特殊环境,和他这位特殊的人交谈(农大极少有高干子弟,而我过去又从来没有接触过他那样的人),他那特别有磁性(借用现在的术语)的谈吐,让我毕生难忘。我把那次我们的交谈大致整理了一下,时间过去那么久,我们当时聊天的原话肯定不能重现,但意思是不会错的,可我不想用那个“”(引号),因为引号内的,常被认为是是原话。

他问我,是否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,有什么看法?我老实地告诉他,看过,但不太清楚怎么回事。

全是那个X,他告诉我。

这个我知道,大字报揭露的,我说,X代表赫鲁晓夫,说你们学苏修,鼓吹修正主义。

不是!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,很愤怒,很激动。他说,虽然我现在认为我们几个同学当时的做法,当时的思想都是错误的,可这和赫鲁晓夫挨不上边。

我问,那X是什么意思?

他说,学过代数吧?未知数的符号。我们几个同学,探讨未知。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了,探索这个X没有错吧?我们太天真了,有些东西是不能探索的。

我问,那你说怎么错了?

他所问非所答地说,揭发我的大字报,都是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写的,说我是X反革命集团的,哪有这回事?其实就我们几个原来的中学同学在一起,写点文章、诗、杂文什么的,相互传着看,就这么简单。怎么集团了,还反革命了?当然我们写的那些东西,不值一提,都应该一把火烧掉。因为我认为,我们当时文章所流露和表达的是和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。

我希望他具体谈谈。

他说,我过去有一个观点,我强调个性的存在价值,强调独立的人格。我曾经对人说过,“生应为人杰”。我写过一篇小说,主人公是我思想的化身,他在黑暗中挣扎和奋斗,解救被罪恶吞食的人们的灵魂,可笑吧?你以为你是谁了?救世主?后来我到河南农场,和土地庄稼在一起,思想彻底改变了。人的思想要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贴近,不能像星光那样悬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。

我问,我听说你原来在北大学哲学,怎么到农大来了。

他说,这是我自己最后做的选择,就是想从天上回到地上,不仅思想而且自身。他反问我,你怎么学兽医了,这不适合女孩子的。

我叹了口气说,没办法,谁让我填志愿时稀里糊图填了个北京农业大学这个系呢?不过也好,来北京了。学了半个学期,发现系里还真是藏龙卧虎,有很多有名的教授。我特别爱遗传学,以后我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,这里X太多了。

他立刻说,别X了。谈点别的,知道孟德尔吗?

我说,知道,不就是那个奥地利神父,唯心主义遗传学的奠基人吗?那是和米丘林学说完全不同的。

他笑了,说,看来还真懂点。不过什么事都不可绝对,我们可以就两个学说做探讨了,这是我们的共同兴趣。我学植物,你学动物,其实本质一样。孟德尔不一定错,米丘林未必对。

我吃了一惊,说,苏联是修正主义,可我觉得米丘林学说还是对的。

他说,我也没全盘否定,但我更信孟德尔学说,他是神父,但他创立的遗传学说不能说是唯心的。于是他开始对比孟德尔和米丘林,听他慢慢道来,我觉得讲的还真的有道理。

我说,那我很想看看关于孟德尔学说的书,好像很难找。

他说,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给你几本。其实你们系就有遗传学领域的权威,可以请教他们。

我说,他们早被批倒批臭了。

他叹了口气,没再说什么。

话题又回到X。

我问,大字报还说,你们要偷越国境,有这事吗?

他沉默了一会儿,告诉我,也不是像大字报所说的那样。他说,那个所谓的X一共就四个人,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。上大学后,各奔东西,不过谈得来,就又常在一起了。我从来也没想到什么出国,但另外几人有这个意思,但没有行动。他们特别想了解国外的情况,说想出国,又口无遮拦,结果有人告密,我们就犯事了了。

我问,那怎么处理你们的?

他说,情况不同,分别处理的。一位女同学不久就放了,两个男同学劳改,到现还没有出来。我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接受改造,这次串联出来,我就是要到那里看看。

后来我们聊起了文革,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非常拥护。他把这场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做了个比较,他说法国大革命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最激烈、影响最广泛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,它不仅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,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,并为以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,因而具有世界意义。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建国以来最激烈、影响最广泛的一次革命运动,它挖掘掉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后的思想根基,开创了无产阶级真正一统天下的新纪元,绝对是具有世界意义的。他特别强调铲除封建主义,特别强调铲除封建主义,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我问他,据说现在山东的孔府被砸了个稀巴烂,这个四旧破得对不对?

他说,砸就砸了吧,虽然可惜,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

我们又聊到“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”这幅有名的对联。我对这幅对联非常反感,问他怎么看。

他说,太没意思了,这还值得讨论?出身怎么能决定人的一生?照这么说,历史还能进步?!荒唐!从对联他又聊到“联动”。他说“联动”的性质和满清的“八旗子弟”一样,自以为血统高贵,骨子里完全一个封建主义。这才叫“打着红旗反红旗”,没有好下场。

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。(那时,遇罗克的《出身论》我们还没有看到,但郭世英和后来的《出身论》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。

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,非常随意,我开始的拘束已经坦荡无存,我觉得他不仅健谈而且思想很敏锐。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如大字报所说的反动学生,恰恰相反,他是一位有思想,有理想的青年,比我身边同学的素质高多了,我开始对他产生亲和感,很愿意听他给我“摆龙门阵”,虽然话题并非轻松。

那天晚上,我们回到招待所,各自休息不提。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火车站,还算幸运,在郭世英的帮助下,我终于爬上了南去的火车。他要往洛阳方面走,站在月台上向车厢内的我招招手,就匆匆转身离去,消失在人群里。

我们再次见面又隔了几个月,是1967年的春节以后,在农大的校园。那天我正埋头走路,突然听人在我后面喊我的名字,我回头,就看见郭世英很狡猾地笑着望着我。我挺高兴,问他郑州一别后的情况。他说,到农场看望朋友后,又骑自行车南下,到了武汉等地。自行车坏了,就步行串联,后来又回到农场呆了些日子。他问我什么时候从河南回北京的。我告诉他,离开许昌我也没回北京,我也南下,到韶山、广州、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。走着聊着,恰好到男生宿舍。他让我等他一会儿,跑着钻进宿舍楼。很快他又钻出来,手里拿着几本书,递给我。他说,这是几本有关遗传学的书,拿去看吧。我拿过来看,有方宗熙写的《生命的进化》和《普通遗传学》,还有吴仲贤翻译的《生统遗传学》。我这才想起那次我们在郑州聊天时,聊到什么孟德尔和米丘林,他说回北京要找几本有关的书给我看。我没当回事,以为他说说而已,而郭世英一直记在心间。拿着书,我觉得很惭愧,很感激他,但没有说出口。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认真,对人很热诚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(2)
2007-12-0413:36

1967年,郭世英是否离开过北京,我不很清楚。我6月回过宜宾一个月,目睹了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,其它时间都在北京,我常在校园里和郭世英相遇。我开始称他为大郭,他则叫我小梅,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梅字。后来有意或无意我称他大哥,他叫我小妹,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巧合。因为在四川话里,大郭和大哥,小梅和小妹的发音是相同的,彼此称呼,你怎么理解都可以。我只想说,我们回北京再见面后,我觉得他真像一位大哥,见到他就有一种亲切感。而他也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懂,听话的小妹。我们常在一起聊天,如果说我们郑州那次不期而遇,彼此都不了解,他对我说的那些多少有些谨慎,或有言不由衷的内容。现在(指1967年以后)我们就自然而无拘束,因此我认为这才是郭世英的心声。因为很随意,他就告诉我,他已经有女朋友了,比他小好几岁。我曾希望他什么时候带他的女友过来和我见见面,他说,顺其自然吧。他还说,作为他的女朋友,一是需要为她付出,二是她必须有足够的勇气,缺一不可。而作为他的朋友,只有他的付出,而不必让他们为他烦恼。我没有弄懂,他说这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

我们聊天时他还说过,他上演的是一场悲剧,高中是他的悲剧的序幕,北大是他的悲剧的正剧,也许悲剧将在农大落幕。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,他也没有很好地解释,但我隐隐约约感到他心里被难以拨开的黑云笼罩着。不过,他也断断续续和我聊到他在中学和北大的经历,说实在应该是心历。

他说,初中他在北京四中,毕业他没有考好,落榜了,在家里玩了一年。1958年考到北京101中,大学他先是在国际关系学院,62年转到北大哲学系。101中的同学单纯、北大的同学沉闷而农大的同班同学冷漠。单纯可爱,沉闷可悲,而冷漠最可怕!高中,非常完整的三年。同学们都没有心眼,相互之间从不猜疑。我要求上进,也得到回报。但我心里真正追求的和学校(其实反映的就是国家)倡导的有矛盾,这让我痛苦,而这种痛苦在高中毕业后达到顶点,以至让我神经衰弱得无法学习。我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让心里的矛盾转化为理论的探索,就转到了北大的哲学系。谁料这个新的环境就像“是一沟绝望的死水,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。”让我非常失望。同学中也有几个有思想的,但火焰各自燃烧,甚至我烧你,你烧我。只有和原来中学的几个同学在一起,我才感到我们的火可以和他们燃成一炬,当然我们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灭了。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肉体的磨练,我终于明白我们过去的荒唐和幼稚。本来我不打算再上学,就在农村呆下去,但还是来这里了。既然这样,我下定决心,要好好学习,从此与过去的我决裂,但同班同学没有一个理解我,我想回到单纯也不可能了,但我相信将来会好的。

上面我写的,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记录,而是很多次交谈后,我留下的总体印象。我认为他的内心很痛苦,又没有办法发泄,多少和我聊了些。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开过心扉,两者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,我认为会有。

1967年,老实讲农大还算比较平静。各派之间不断地打派仗,我早习以为常。我的出身不好,造反派对我这样出身的都避而远之,我只好当一个“逍摇派”。这在运动初期很难堪,无可奈何。可到了67年下半年,我发现“逍遥”的人越来越多,真的成为一个“派”,也就心安理得了。“逍遥派”圈子里的人,不问“政治”,有谈恋爱的、有做毛主席像章的、有打毛衣的、有养公鸡抽鸡血打针的,更有人长期不在学校,真不知逍遥到何处去了。我没有怎么走动,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,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遗传学方面的书外,我还看小说。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被人砸了,流落在外不少“封资修”的小说,我也弄到几本。那时大张旗鼓在宿舍或什么地方看,也没人管,人都忙着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,留校的人有兴趣的在斗嘴,没兴趣的各干各的,这种特别自由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年底。

郭世英被东方红总部勒令不得离开北京,随时听候批判,但对他的约束并不很紧,他可以跑回家,我们见面聊天也没有人管。

我看过冯骥才写的一本书---文革经历者的心灵档案,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。我在下面要讲的有关郭世英的一件事,其情节和冯骥才书中的第一个故事《拾纸救夫》有些相似。我要详尽叙述的原因是,通过这件事,我感受到郭世英心灵中异常完美的一个侧面。

有一天晚上,天气很热,我正在宿舍里看书,一位同学进来告诉我说,有人在楼外找我。我跑出去一看,是郭世英,他身旁还有一个人,是个女孩,也就15、6岁,很疲惫的样子,他招呼我跟他们走。我跟着他们到花圃旁,找了个地方坐下,他指着女孩对我说,你能不能让她在你那里住一两天。我问,她是谁呀?他说,她是从湖南湘潭来的,你叫?那孩子说,我叫罗湘漪。郭世英说,说起来话长,慢慢告诉你。我说,没有问题,我们宿舍有空床。郭世英说,那好。我还要再回趟家,小罗你帮我照顾好,我后天一定回来。又对小罗说,你放心好啦,她是我小妹,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。说完掏出些饭票给我,就匆匆消失在夜幕里。

当晚我安排小罗休息,小罗太累了,很快就睡着。第二天,我才有机会听小罗原原本本说事情的由来。

小罗说,我父亲是湘潭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,那个地方砸四旧,破封资修,连手表都不放过。父亲有一块老牌的欧米伽手表,造反派让他交出来,他舍不得,就对学校的造反派头头说,手表又不是封资修的东西,毛主席也有手表。那头头说,你污蔑伟大领袖,你拿出证据出来。父亲就说,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,郭沫若见毛主席没有手表,就把他手腕上的手表摘了下来送给了毛主席。那头头一听,就给父亲一个大嘴巴。命令喽罗们把父亲抓了起来,说你罪上加罪,我们伟大的领袖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,你造谣!你反对毛主席!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!我父亲说,那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,没造谣。头头让父亲拿出报来,可他到哪里去找,就这样天天拷打,关着不放。我实在没有办法,就偷偷扒火车到了北京,想找郭沫若,救父亲出来。到北京,我还真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所,昨天我就到那里门口站着,想怎么才能进去。恰好,你大哥从门里出来,我不顾一切,哭着对他说,我要见郭沫若。大哥让我别哭,问怎么回事?听我说完,他告诉我,手表的事他知道,确有此事。不过要拿出证据,也要给他点时间。于是他带我到外面吃了饭,先送我到大姐你这里安顿下来。她问我,那大哥是谁呀?这么好。我说,他就是郭老的儿子。小罗一听就大哭起来,说她父亲有救了,我安慰小罗说,肯定有救的,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。

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学校的,他见到我们后,拿出两张照片,是两张旧报纸的照片(我忘了是“新华日报”还是“大公报”或是当年别的什么报了)。其中一张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当天的报道,另一张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庆活动的轶事。郭世英指着第二张照片对小罗说,你看这里就刊登了你爸爸说的那件事。我们仔细看,就是郭沫若送给毛主席手表的报道。郭世英把这张照片翻过来,在照片的背后有两行漂亮的毛笔字,是郭沫若的亲笔。郭世英说,我昨天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报纸,请馆里的朋友拍了这两张照片,请他马上冲洗出来。回家后,我把小罗父亲的事对我父亲讲了一下,我父亲很感慨,在照片后写了几句话,再次确认他送毛主席手表一事的真实性。郭世英把照片装进一个信封里,交给小罗,又拿出一张火车票和十几块钱塞到小罗手里说,这是今天晚上回长沙的车票,事不宜迟,我们不留你了,赶快回去救你爸爸,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写信。他让我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小罗,在小罗感谢的嚎啕大哭声中,我含泪给小罗留下了地址,抬头看郭世英,他脸颊上也挂着两行泪。

当晚,我和郭世英送小罗到北京站,望着小罗乘坐的火车离开我们才走。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对郭世英说,这回你和你父亲可帮小罗大忙了。他说,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,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难,但对小罗来说可真是天大的难事。有句话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,我总记在心里,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。其实这次小罗“千里救父”才是应该传诵的千古佳话,我被她感动得两天都没有睡好。罗湘漪,多么美的名字,多好的小姑娘,他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沉默地望着外面,望着外面那沉沉的夜,没有再说话。

(勇敢的小姑娘罗湘漪后来给我来了信,她感谢郭老和郭世英,说郭世英给他的照片和郭老的亲笔,帮了大忙,让他父亲得以解脱……

几天后,郭世英见到我,他还想着小罗的事。他说,我估计像小罗爸爸这样的倒霉的事情各地都有。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,要找什么资料只是举手之劳。不仅能让很多人免于无妄之灾,更能方便我们大众。看来我应该改学图书馆管理专业,这个类似索引的学问太重要了。他又说,现在我们就可以做点事,我想编一本《鲁迅语录》,像编《毛主席语录》那样,每一章专门选录一个题材。还可以编一部《鲁迅著作索引》,如把鲁迅文章中凡是写桑树的,凡是提到嫦娥的,都找出来,分门别类,这样人们要找鲁迅哪篇文章哪句话,不就非常简单了吗?他想马上着手这两件事,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干?我当然愿意。他说,我还要找几个朋友一起来做,这种工作可以分头进行,最后汇总就行了。

那个时候,除毛主席的著作外,最容易找到的书就是鲁迅的著作。郭世英给我布置任务了,他让我把鲁迅论“青年”、论“国防文学”等几个专题的话都找出来,抄在他给我准备的卡片上。他还让我想想,如何编《鲁迅著作索引》,在他看来这是比编语录更大的事。我很认真地编《鲁迅语录》,前前后后我弄了近一个月,抄了厚厚一摞卡片,交给郭世英去汇总。我告诉郭世英,要编索引,看来非常困难,不是几个月,也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做的。他也说,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考虑和实践,我也觉得这事太难。一个鲁迅就这么难,要是想把譬如“鲁迅”这个名字,从浩如烟海的图书里都找出来,按我们现在的做法,根本办不到。也许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,会有一种办法,我盼着。

电脑科技的发展,网络工程的问世,现在郭世英的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,但他没有盼到。当我把郭世英的名字输入到Google里、打入“百度”中,不到一秒钟有关“郭世英”的条目就跃出,分别有14,500条和17,300条之多!这时我感觉世英大哥又回到我旁边,无言地望着他自己的名字,啊!我的愿望实现了,他心里一定这样在想。

我现在马上就要写到郭世英的最后日子。这是我最难和最不愿意再去回忆和触及的。人生最残酷的不过如此,当我以发抖的手敲击键盘时,请原谅我会激动而出现的语无伦次。也不要嫌我啰嗦,因为郭世英的遇难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,我要让人们从农大这个社会的一角,看到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。

我们相对的“好时光”到了1968年就不再。学校的形势变得很紧张,清理阶级队伍开始,批斗臭老九的声势一日高过一日。我们这些“逍遥派”已经不敢再逍遥,每天都要参加各种没完没了的,由学校里、系里或班里造反派头头组织的批判斗争大会和小会,曾经宣嚷一阵的“复课闹革命”,只有“革命”,再听不到“复课”的声音了。打人的事经常发生,不断有什么人被打死或什么人自杀的消息传出。大概是2月份,学校的工会副主席安铁志,实在不能忍受折磨,从关押他的教室逃出,爬上大烟筒顶部,跳了下来,成为当年我听说的学校第一个殉难者。我还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一次施暴过程。有一次,我想到学校外面办什么事,刚走到校门,就看见几个戴红袖标的人,抡着皮带抽打一位中年人。一面打,一面还大声骂:“打死你这个狗特务!让你跑!让你跑!”那人很快就被抽得躺在地上,浑身是血,不再动弹,死活不得而知。

我想郭世英的处境一定也非常危险。每次见到他,我都要叮嘱他要特别小心,自己保护好自己。他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,但他可能有某种预感,免不了一场大难,我们交谈不再轻松。4月初的一天,他告诉我,他们班的造反派命令他,不许乱说乱动,只许老老实实呆在学校,准备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。他说,什么革命群众,就是他们那一帮人。我很担心地问他,他们不是还想翻你的老账吧?他说,看来他们是想从我的老问题开刀,另有图谋。你没有看大字报说吗?是谁胆敢把X反革命集团的那些人,特别是我就这么不痛不痒处理了?要揪出包庇我们的人。我问,哪你怎么办?他说,听天由命吧!小妹,你记不记得,我曾经跟你说过,农大是我这场悲剧的落幕。我的意思是说物极必反,我相信悲剧落幕后,我会和你们一样的人,真正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新农民,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。

农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会,(至于1968年4月以前是否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)革委会掌管学校的大权,学校的斗批改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事,都是由革委会布置。我听说当时掌管农业口的是姚文元,而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那几个文革干将亲自抓农大的运动。我现在想,这些人几次接见农大革委会的负责人,是否曾经说起郭世英的事?是否暗示过他们,要从X这个案子处理入手,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?所以革委会和他们系里的那些人才有恃无恐,拿鸡毛当令箭,猖狂之极。我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,因为郭世英就是在4月初在我们那次聊天时,提过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两个人,说他不知道以后再见到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,说些什么才对得起他们。我没有问他,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是谁,但两个很奇怪的称呼困惑我多年,我一直以为是两位职位很高的领导,但我又想不起有什么姓郝的高级干部。当我写这篇文章时,我曾把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分别或单独输入“百度”和Google查询,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条目。而我从周国平的《岁月和性情》一书中看到有这样一句:“世英死后,周恩来来到郭家,还曾说了,世英是为我死的,这样一句痛心而内疚的话。”各种资料也表明,周总理确实曾经关注和参与处理X这个案件。那么农大的那帮人当年对郭世英下毒手,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,针对周总理的呢?郭世英说过的那个“郝爸爸”和“郝妈妈”是否就是指周总理和邓颖超呢?我希望我的猜测能够得到证实。

4月中旬,我们系的副教授刘书芹被关了起来,连夜毒打审讯,要他交待问题。打人的事,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坚份子亲手干,不让外人看的。事后,他们把刘书芹送到我们住的5号楼的地下室,把我叫来,命令我给刘老师的伤口上药,给他吃消炎药。还说,这是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,不能让他死了。每天当我面对遍体鳞伤的刘老师,我难受极了,心里愤怒地咒骂那些混蛋。我更担心郭世英,千万别落到这些人的手里,他们就是法西斯!

一天,我到校医务室,为刘老师拿药,取些处理外伤的纱布药棉。在排队取药的时候,我听前面两个人很小声地说,我们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来,晚一步他就投敌叛国跑了。还说,正在审问,他嘴硬得很……我一听,头嗡的一声,眼睛一黑差点摔倒,扶着墙,强作镇静,想继续听他们说。他们似乎发现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,就不再说什么。我最怕的最担心的事,到底发生了。

我走出医务室,坐在医务室的台基上发呆,脑子一片空白。我说过,我遇事特别没有主意,就这样不知坐了多久,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我想,最重要的是赶快搞清楚郭世英现在被关在哪里?设法和他见见面。我站起来,在宿舍区,在教学区还有校园到处乱转,希望能发现点关押郭世英的线索。我还跟踪了他们班的人,可是没有结果。看来,这次他们对郭世英采取的行动是有计划安排缜密的,很可能就是校革委会一些人组织的。如果真是那样,郭世英现在的状况就更糟糕了。

那时农大校园的许多建筑物包括家属宿舍,都关押着众多所谓的牛鬼蛇神,和称为反革命分子的无辜群众。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和自杀,看管得相当严,要想从中找到郭世英,谈何容易!我个人看来没有这个能力了,我想起一个老乡,他也姓郭,畜牧系的饲养员,出身好运动积极,被系里三结合到革委会里了。从我平时对他的了解,他还算有良心,看不惯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为。我对老郭说,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抓了,我想见见他,问能不能帮忙。老郭问了问情况,犹豫了一会儿说,我想想办法,我不知道这事,要先打听他被关在哪里。他让我等他的消息,晚上在食堂门口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(3)
2007-12-0413:36

离开老郭那里,我回到宿舍,心乱如麻。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。学校里的扩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声嘶力竭广播,不是说什么斗批改形势一派大好,就是牛鬼蛇神你们听着等等那些千篇一律的吼叫,天黑了也不停止。我六神无主,什么事都做不了,干脆还是到食堂门口等老郭去。

我到食堂门口,在那里等了好久,总算把老郭盼来了。我焦急地问怎么样?老郭说,他打听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关在教学楼里,今天下午又转移了,具体什么地方他不清楚。原来郭世英已经被他们抓来有两天了,如果不是在校医室偶然听说,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问老郭,郭世英有没有挨打?老郭说,怎么没有?!他说,虽然我没有见到郭世英,但听他们透露说,怎么打他,他都不说话。老郭这么一说,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老郭说,别哭呀!哭管什么用,我都见不到他,你也别去找他了。你说他是郭沫若的儿子,你不如去找郭老,没准会有救。听老郭这么,我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罗湘漪。对呀!我怎么没想到向小罗那样?我应该去郭老家,把消息告诉他呀!会有救的。我谢过老郭,忙回宿舍取些钱,准备进城。

谁知这时来人,催我去地下室给刘老师换药,我这一天,昏昏沉沉的,只想到郭世英,把刘老师给忘了,我匆忙到地下室。看到刘老师的伤口又多了几处,旧的伤还化了浓。我心里一边骂那帮家伙,一边骂我自己,我没有来及时给刘老师吃药和换药。我这是怎么啦?郭世英和刘老师都是受难者,我不应该顾此失彼。我静下心来,为刘老师处理了伤口。我求监视我们的那个同学,你们就手下留情吧,再这样折磨下去,他可就危险了。那同学看没有别人,就悄悄对我说,我没有打他,我也恨他们,但他们就是不放过他呀。我坐在刘老师身边,见刘老师双眼紧闭,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。突然,我听刘老师轻轻地问我:“几点钟了?”我没有手表,看守我们的同学说,12点都过了。刘老师又问:“今天几号?”我说:“4月21号,哦,应该是22号了。”1968年的4月22日,那一早一晚将要发生的两件事,让这个日子铭心刻骨!

刘老师再没有说话,好像睡着了。我回到宿舍,不知道时间,只知道太晚了,根本没有公共汽车,只好等一早再进城,去郭老家。

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,起床之后就是一阵疯狂。天一亮,大喇叭先是高声播放那个神圣的乐曲。随后,全校师生,包括家属在内(专政的对象除外,据说他们在被关押的地点,有一套专为他们设计的,早晚向伟大领袖请罪的程序),必须列队到指定的地点,面向东方,或面向伟大领袖和他亲密战友的画像做“早请示”,要高呼“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”凡三次,要高声念《语录》好几段,还要跳从东北才引进不久的“忠字舞”数节。这样的一套程序走完,半个小时过去了。

人们散去,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门口走。就在这时,我发现许多人往6号楼那边跑,隐隐约约听说,有人跳楼了。我没有随人群拥向6号楼,一则,我有要事进城。再则,这种事从2月份安铁志自杀开始,几乎隔几天就会发生,不是我麻木,而是不忍,不忍去看,也不忍去听。早上乘车的人多,又是星期一,我在公共汽车站耐心等着。这时就听新到的,一位来等车的人说,刚才又有人跳楼了,听说是郭沫若的儿子。郭沫若的儿子!我一听顿时傻了,脑子一片空白,在那里一动不动站着。车来了,大家蜂拥上车。车走了,车站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到学校了,也忘了我是怎么把脚步移到6号楼的。楼外还有许多人,七嘴八舌低声议论着。从人们的低语中,我知道就是刚才,大约还不到半小时,郭世英遇难了。大郭,我的大哥,他走了,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我不敢走过去,不敢再往前看。我分开人群,走回自己的宿舍。宿舍里空无一人,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里,放声痛哭。

我不相信他会自杀!想起我们最后的那次见面,他告诉我,他最大的愿望是将来当一个有知识的农民。这个愿望不很宏伟,也不浪漫,但很现实。是他从苦难的经历中最终自己选择的,他为什么要放弃?

我不相信他会自杀!虽然他最后在农大的日子非常险恶,像是要越过激流。但他见到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,就跳上去,见到另一块,再跨上去。他就这样涉足,已经快到彼岸,他为什么要跳到水里去?

我不相信他会自杀!他的女友在等他,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等他,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,他的朋友包括我这个小妹也在等他。他曾经告诉过我,他的弟弟去年的死,给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,他的生命对他的父母来说,有多么重要,难道他会自己去结束它吗?

我不相信他会自杀!面对那帮恶棍和匪徒,他有思想准备,他对我说过,听天由命吧!我想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,就是被他们折磨死,他也要维护他做人的尊严和为人的道德准则。

我在痛哭一场后,揭开被子。我对自己说,不行,我得出去,我要尽可能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,要不就晚了。

我走出我住的5号楼,看到还有人围在6号楼周围,有些好像是警车的车辆停在楼前,有人守在那里不让人们走近。我走来走去,打算通过群众的议论,发现目击者。但虽然议论纷纷,我始终没有听到一个有价值的声音。

我又回到宿舍,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也在说着对面楼里今天发生的惨剧,大家心里都不好受,尽管除了我之外,别的同学都和郭世英没有什么交往。这时一位同学说:“我们楼上畜牧系的一个同学亲眼见到郭世英从楼上掉下来……”我马上问:“谁看到的?”那同学说:“就是那个领我们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学。”那位同学我知道,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,不过不清楚名字。于是我上楼,在四楼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学,她姓李。我直截了当问:“听说你看到了郭世英坠楼的过程,是怎么回事?”她也很爽快,说:“不是我亲眼见到的,我当时不是在领舞吗?刚结束,我们在楼侧怎么能看到?是她。”小李指着旁边另一位女生继续说:“她是我中学同学,现在在航空学院(或化工学院,我记不很清),昨天来的,晚上就住这里了,她看到的。”我就请那位外校的同学谈谈经过。肯定她已经不止一次向同学们说过,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。

她说:“今天一早,你们都去早请示,我是校外的,没下楼。广播那么响,我也睡不了啦,起来望着窗外梳头,面对的就是那座楼。”她用手指了指,知道她指的就是6号楼,和这座5号楼外形结构都一样。

她继续:“我正梳着,突然看见对面楼靠左边一点有个人往下掉,肯定是人,头朝下,一下子就砸在地上,发出很沉闷的响声,因为下面有树挡着,我没有看见砸在地上的样子。我吓坏了,下意识往上找,就看四楼窗子开着,”

她让我看那个窗口,那窗口和我们现在的位置一样高,稍斜向我们,还是敞开着的。她说:“别的楼层没有开窗的,那开着的窗口里有两个人影,那么一晃就没了。”

我急忙问:“确实有人影?”

她说;“没错!本来我以为人是从楼顶上掉下来的,我眼睛那么一扫上去,就看那扇开着的窗里人影一晃,一晃就没了。肯定那人就是从那窗口掉下来的。是里面的人给他推下来的,还是他跳下来的,我没看到。整个过程也就二、三秒钟的样子,吓死我了。”

旁边小李这时说话了:“我当时随着人群往出事的地点跑,还没到那里,有同学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,拉着我就走,说太惨了,太惨了,别去看了。我问她,谁呀?掉下来的?她用手捂着嘴说不知道,不知道,手还反绑着的,不说了,不说了。”

我又问了一些情况,走下楼再回到自己的寝室,零零碎碎的画面在我的脑子里晃动,让我欲哭无泪。

一般来说,女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男生差,我就是这样,我无法冷静地把同学们说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联系起来,对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判断。多是从郭世英的个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杀,而是被害,但又理不出一个头绪。

一天下来,我不知道怎么过去的,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脑子里忽闪忽现外,就记得我还要给刘老师上药,别忘了。我一天哪儿都没去,晚上我像往常一样,去地下室。可今天很异常,有人把守下去的门,让我回去。我争辩说,是你们让我来给刘老师上药的,怎么变了。他不听我解释,说让你回,你就回,哪有那么多话!

我只好回宿舍,心里想着刘老师,要是今天不换药,他伤口肯定会恶化。我这一天身心俱疲,迷迷糊糊躺在床上。也不知何时,就听耳边有人说,又死人了,刘老师自杀了!我以为是做梦,一下坐了起来。睁眼看,是同学在床边。我急忙问:“谁?刘老师,刘书芹?”她点点头。

1968年4月22日,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!我不能再写了。

后记

事情过去这么多年,我也沉默了这么多年。这几年,关于郭世英的回忆文章又多了起来,我想原因之一是,人们在新的时代发现了郭世英生命闪光的价值。我仔细阅读了我所能看到的有关文章,也很关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发的官司。郭世英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。我现在回想一下,郭世英在我一生中的位置,不能说重要得影响了我的一生,但他是让我最怀念的人。我们有过近两年的交往,那么多年过去,他的音容宛在,可见他人格的魅力。我后来从事了遗传学的科研,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响。而他对我说过的: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这句话,也成为我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。

我一直耿耿於怀的是郭世英的死,他死得蹊跷。说他是自杀的,我认为根本不可能。面对强加于他的“自绝于人民”的结论,我愤怒,但我当时只能以沉默来面对那颗“霸道和强权的钢印”。现在,我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,多年的科研实践,我的逻辑思考能力比以前强了许多。我冷静地思考,把那天听到、看到的一切综合起来,我敢肯定,郭世英的死,是谋杀而不是自杀。

我是这样推断的:那位北航(或北化)同学看到郭世英坠楼瞬间,四楼窗口有两个人影一晃就消失,这个情况非常重要。如果郭世英是自杀,当时的屋内会有两种可能,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无人,郭世英跳了下来,这样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。如果有人影,也是事情发生后,看守者发现,跑到窗口,往下观察,而这个过程再快,也要几秒钟,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间。二是有人,郭世英往下跳,看守的人会立刻跑到窗口,去拉他,但没有拉住,郭世英跳下去了。他们会很惊慌地站在窗前,往楼下张望。这个过程怎么说,同样也会持续几秒钟,然后他们才会掉头往楼下跑,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,这不符合常理。这两种假设的情况都没有出现,那么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杀。逻辑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简单了,郭世英是他杀,是窗口后的人,起码两个人,他们把郭世英抬上窗口,然后把他推下去。为什么两个人一晃即消失,唯一的解释是,他们怕人看见,因为他们是杀人犯!

再来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,跳下去的。我以为根本不可能。郭世英的手被反绑着,这不仅小李的同学看到了,各种文章也都提到了。反绑着的人,即使是身体很强健,在没有别人的帮助的情况下,也不可能“升起来”,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处,还能再用反绑的手拔开插销。试想,这时他身体的位置在何处?虽然我没有去那个房间,不过这几座楼的结构都一样,那窗台只有几厘米宽,他能在上面稳住吗?更何况郭世英浑身是伤,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经让他奄奄一息,也正如一些文章写的,在这种情况下,他要完成几个高难动作才有可能从窗口载下去。他又不是超人。而我更以为那天早晨,他们又对郭世英毒打,或者把他打死了,或者打得他只剩下了一口气。他们到底还是心虚,就把他从窗口推了出去,造成自杀的样子,逃避罪责。

最后来看那些暴徒绑架郭世英的目的,说他是想投敌叛国,这是抓他的借口。真正的目的是想撬开郭世英的嘴,得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抓幕后“包庇者”的不可告人的阴谋。如果目的达到了,用不了多久,就会有爆炸性的新闻满天飞,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方面的什么新闻出现。可见郭世英在他们面前不屑开口(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,在校医室听到两人对话,他们说郭世英嘴硬得很,什么都不说,就是证明),或根本不谈他们想要的,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,最终,恼羞成怒将他害死。这在现在看,是不可思议的,而在那个年代,尤其在农大,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个角落,草菅人命,太常见了,怎么他们就不会对郭世英下毒手呢?!

最后我想对残害郭世英的那几个人说几句话:

你们现在在哪里?或许你们可能已经退休,在儿孙的身边逸养天年;或许你们还在发挥余热,在田边、还在实验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镜观察你们培育的新的作物。这些我都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是你们活得心安理得,是吗?你们生活过得很有滋味,是吗?你们难道从来不做恶梦吗?你们的良知(如果有的话)从来没有被咒语唤醒过吗?你们可以说,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,够了,我已经听够了!一切想逃脱自己罪责的诬陷者、打手、刽子手等等像你们这样的卑鄙小人,现在无不用这同一说辞为自己解脱和申辩,没有用的!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们一样,你们毕竟是“一小撮”。你们这“一小撮”,传承着的是文明的负一万次方的卑劣。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,看到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时,那台下晃动着的特务的影子。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,人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,因为争论有价值。但你们!任何时代、任何国家,你们都是要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。北岛说得好: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”,正因为你们是卑鄙者,你们在那个时代才获得了一张张让卑鄙横行的通行证,别人无此“特权”。

那么“我们就死定了?”你们也许会这样说。现在早已经不是那个你们曾经对人吼过的:“踏上一万只脚,让你永世不得翻身”的时代了。你们还是有获得宽恕可能的。具体说,要是你们真正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所忏悔,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来,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说出来,尽管我已经认定郭世英就是你们杀死的。现在再没有“大师傅”来做调查组的组长(1978年,郭沫若去世后,依于立群女士的要求,农大成立了一个调查组,想调查郭世英死的真相。组长是位政治上可靠而专业上一窍不通的食堂大师傅,可以想象会调查出什么结果。),你们的罪行也已经不会再受法律的制裁,只有道德的法庭对你们的灵魂进行审判。而那句早已经不合时宜的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政策,对道德法庭来说还是适用的。怎么样,你们有胆量吗?我等着。

郭世英走了,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,在我心中,他是永恒的。

2006年10月

 

                  
   

Quelle: //hi.baidu.com/qinbocool/blog/item/d786c90037ece284e950cd86.html f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