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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esische Originaltexte zu Revolutionäre Jugend

 

 

I.2   Zhang Langlang: "Die Geschichten der 'Sonnentruppe' und anderes"

 

 

[In der mit mit "Unsere geistigen Quellen" 我们的“精神资源”) überschriebenen Übersetzung der Abschnitte 3-5 sind gekürzte Stellen jeweils durch Auslassungszeichen gekennzeichnet. Hier ist der vollständige Originaltext des gesamten Essays:]

 

 

张郎郎:《“太阳纵队”传说及其它》

 

 

      一

1958年,我为了住校,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。正好赶上大跃进,当然钢也炼了,试验田也挖了。这时候“文化大跃进”开始了。

当时我们班负责“写百首诗,画五十张画”的是陈乃云,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。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,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。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我诗集看。她很热情,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《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》拿来借给我。她对我的鼓励,对我在“育才”很快成了“诗人”大有关系。

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,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“太阳纵队”。因为她是又看画、又弹琴的好学生,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,听音乐。她父母都是“人民日报”的编辑,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。我们不会吓着她,没提过组织的事儿。后来,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,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。那时候,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,也许是青春所致,也许是文学所致。

在育才中学,很快我写了不少诗。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、普希金等人的作品,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。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,喜欢他铿锵有力的节奏。

一次在全校的“赛诗会”上,我朗诵了在当时算别具一格的长短句:像雪崩/像山洪/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/滚动着历史的巨轮/这是谁?/我们!/青春的象征/革命的先锋……

结果,在学校大大出了风头,我正少年气盛,锋芒毕露,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,一见到我,就尾随而来,一块儿喊:这是谁?/我们!/青春的象征……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(即牟敦白)后来,他卷入了“X诗社”和“太阳纵队”。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,对这些浑然不觉,正琢磨着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,这就是马波——老鬼。那时他在练武。

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,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,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,是青年主义。根本没提党和主席,也没提三面红旗。

我委屈地自我辩驳;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,好些诗也没提那些,这又不是写社论。

我又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《诗人》,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,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,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。其实,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,我是否可以承受。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,就自找苦吃。

我就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,和同道者张久兴、甘露林,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,学老马的样子,穿件俄式军棉衣,腰里勒一根电线。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,狂背老马的诗,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。

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。当然,他们也是有道理的,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。好在我们光写诗、背诗,没打架寻衅,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。

我依然在秘密写诗,一般不出来乱念了。甘露林当时比我还是老实一些,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。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,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。

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,我直言不讳,认为全是一片歌舞升平,有什么意思?应该出讽刺性的,提出问题的,儆省众生的。他大为赞同。于是,我们就合作出一期“黄蜂”,和“牛虹” 的意思一样。

壁报只轰动了一天,第二天被勒令取下。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。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,现在平心而论,那时“反右”刚刚过去一年,他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。

他说:“你们如果再大一岁,在高中,早就够当右派了。你的诗是针对谁?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?还画两只小狗打架?太恶毒了。还签上‘狼狼’两个字,你想吃谁?”他休息一下,又中肯地说:“回去问问你们爸爸,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?”

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,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。我们全蔫了,那时才十四岁。但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,别添乱了。第一次明白——那是禁止的游戏。

      二

1959年,我上一O一中学。和军校一样,穿铜扣制服,戴大檐帽,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。最流行的读物是《红肩章》、《船长与大尉》、《军校学生的幸福》。那时,我努力学规矩,没敢提自己的“犯规诗”,间或写应合之作。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:

  我要像狼一样
  吃掉官僚主义
  证明文件
  我瞧不起
  任何公文纸片子
  全滚他妈地去!

借别人的诗呐喊,是趁机发泄,也算是一种勇敢。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——张美君,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,哪儿就光芒四射。

那时,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,我算是副团长。为纪念鲁迅,我和张美君导演话剧《祝福》,又辛苦又愉快,难忘的合作。在排练和演出中,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。那时他主演《过客》。本来,由于我的不逊,最讨厌他老爹——郭沫若。可他本人不错,爽朗、大方、聪明,而且也喜欢诗。一点儿也不像他爹。当时,他比我高一年,我很佩服他,他也写诗。我觉得找到了同道。

两三年后,我在北海冰场上,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,他告诉我,“X诗社”的事情被发现了之后,参与者全体被捕了。当时小白惊魂未定。我请他到我家来,当时他紧张到要看每扇门后面有没有人。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有关系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。那时,我还笑他十年怕井绳。

其实,他没有错,没有四年,“文革”中郭世英就自杀了。我不能相信,但他的确是死了,只因为爱诗,爱用自己的脑袋想事。后来,也有确切的消息:他是被打死的。当时,他是被捆在椅子上,是背着椅子跳楼的。总之,他为此付出了生命。

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。

      三

1960年,张久兴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,学法语、弹吉他、唱歌、读诗、写诗、画画。

他固执而热情,浓眉大眼,嘴唇绷成一条线。五短身材,练一身钢铁肌肉。他从不服输,任何事情,他都想做成“最好”的。人们叫他“小拿破仑”。诗如其人,很有冲击力。

在他的动员下,我从一O一中转到外院附中。如果不转学,可能就不会有“太阳纵队”。因为外语学院附中管得没那么严。尤其是在“困难时期”,人肚子一饿,精神就宽松了,当局没精力管那么多。

一开始,主要是我和张久兴两个人在秘密写诗。当时的直接原因,是张久兴爱上了在实验中学读书的陈乃云。每天到放学时分,我们俩就在校门口等候,因为陈乃云正好骑车从这里路过。且不论恋爱故事是否成功,但至少张久兴一下子变成了多产诗人。让我望尘莫及。可见激情出诗人。很快,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爱好者。

张新华是我在一O一中的同学,本来比我低一班,在我休学一年以后,我们同班了。张久兴反而比我们高一班。张新华父亲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,是个爱文的军人。张新华也爱写爱画,一沾艺术就疯,在外语附中曾经因吃完了全月饭票,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吃伊拉克蜜枣酱。我把半个月饭票给了他,请病假回家。好在我家人口多,可以混过去半个月。

张新华竟在这年头非要画油画不可,让人哭笑不得。他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。

于植信,多愁善感,一手漂亮字,一口漂亮法语。我们还胡乱穿衣的时候,他已经雪白挺刮衬衫,毛蓝布的贴身长裤。所以,人们叫他“奥里维尔”——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里面的苍白小生。

天天他皱着著名的眉头,念一些法文名诗,波德莱尔什么的。他也写一点,还翻译一首中文诗为法文。他主要兴趣当时似乎不在创作,而在于一种诗的氛围。人们说他脚不沾地。

张振州,薛宝饮外型。父亲是大提琴教授,在月光歌舞团时期,和王人美一起拼搏。所以后来,王人美成了张振州的姑姑。她内心细腻厚道,口碑一直极佳。王人美晚年,她为王人美尽心尽力,周围人都对她的孝心感动备至。但他们不知道,她年轻时写过许多优美感伤的散文诗。谁能了解年轻时的她?

杨孝敏,学者型的女生,学习成绩一直拔尖。敏感而略显紧张,好写点东西,也似乎过于认真,过于激动,当时粗枝大叶的我们,觉得她有“过犹不及”的毛病。

董沙贝,黑瘦黑瘦,一身运动家似的腱子肉。他从小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,那就是黄永玉写的《大雅宝胡同甲二号》。而他和我又同年,又是隔壁。从小就在院子里一起画画,搞壁报。他本来动员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,我都去了一次。但后来张久兴的热情,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,我就来了这边。沙口大为失望。不过,这个阶段,他经常来我们这边,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,那时是相当超前了,只能自己秘密地画。尤其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《开国大典》,每过一个阶段,总要刮掉一两个人。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。

沙贝喜欢滑冰,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。那时就会讲政治笑话。他的幽默属于蔫逗,但关键时刻往往出语惊人。

张润峰,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。脑子快,模仿力极强,记忆力超群。但毛病也较多,其他几个人都或多或少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活动。后来,有人批评我领袖欲强,只要投奔于我,阿狗阿猫也都收留。其实,我当时读了他的一首叙事诗,写得很有灵气,也很感人。我觉得他毛病再多,也还是才子,别人说:“那诗准是抄来的,为什么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了?”我也困惑,但我们当时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种诗,但没见过原型。至今我也不太清楚。

      四

当时,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,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,不甚了解,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。而且,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,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。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。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,有两位不能不提。

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,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。与其中几位都经常长坐恳谈。她自己年轻时,就给《论语》、《宇宙风》写稿,给《扶轮日报》撰文。解放后,也给《人民文学》写小说,给《新观察》写散文或报导。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,希望在我们这一代。当时,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,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。周末,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。想来,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,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。

她亲手帮我、张久兴、杨孝敏改诗,改文。也在读书上常给我们忠告。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,她差不多都参加了。只是,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。当时,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,都是向她借书。除了文学名著,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,比如《冰岛渔夫》、《伊尔的美神》等在当时没有出版,这是解放前的旧版,都是她保存下来的。

此外,她还奇迹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《论语》、《宇宙风》、《太白》、《小说日报》等30年代的文艺月刊。这些书是我们的一大泉源。

第二位是作家海默,当时,他被打成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,去劳改了一段时间,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,被同意回京治病。我家的诗歌晚会,他差不多都参加了。当时不愿惹麻烦,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。因为他也姓张,所以顺理成章。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。他富于激情,出口成章,而且非常幽默,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?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。

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,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,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,谈文学、生活之类。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,才知道他是谁。

在“太阳纵队”圈子内,人们不无调侃地说我是“精神领袖”,而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,无疑是上述二位了。

      五

我们的“精神资源”,可以说是下述几个方面:

第一是书籍,除了上述家藏的书之外,海默家的藏书,也是我们争相阅读的“资源”。比如雷马克的《凯旋门》、《流亡者》,巴尔扎克的《刚巴拉》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。《基督山恩仇记》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。

再者,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,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,像《十日谈》、《地粮》等。同时,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,这才读到了《麦田守望者》、《在路上》、《向上爬》、《愤怒的回头》等作品,我拿《愤怒的回头》到学校,热情推崇,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。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图申科的《娘子谷及其他》、阿克萧诺夫的小说《带星星的火车票》等,总之,读遍了当地的“内部图书”,但最喜欢也最受震憾的还是《麦田守望者》和《在路上》。

当时狂热到这样程度,有人把《麦田守望者》全书抄下,我也抄了半本,当红模子练手。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《在路上》。那时居然觉得,他们的精神境界的和我们最相近。

那时,我们读书、谈书成了主要话题。所以搜寻书刊也是重要活动。外语学院附中,离琉璃厂最近。下了课,我们流连在旧书店。在这里,我买到了《美国现代诗选》,也第一次读到了佛洛伊德的《精神分析引论》。让一保尔·萨特是上大学后才从内部书中读到他的作品,那是后话了。

第二是画册,前面讲过陈乃云家的俄罗斯画册,而我家有从欧洲尤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画册。我们也常去图书馆看各国可以阅览的画册,也去参观有限的各种画展。

国画欣赏的机会更多,我们就住在琉璃厂旁边。

第三是电影,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,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,那种西方幽默,给我们震动很大。卓别林的《淘金记》。《凡尔杜先生》、《城市之光》等,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。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《一个士兵的经历》、《鬼魂西行》,德国的《神童》、《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》、《古堡幽灵》,西班牙的《影子部队》,法国电影《红与黑》、《她在黑夜中》,奥地利影片《冰上的梦》在北京家喻户晓,我们都看了很多遍,张润峰差不多能背下来全部台词。

可见,在困难时期前后,“人们饿瘦了躯体,养壮了灵魂。”

在这样状况下,我们沙龙的人,都创作欲极强,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,光在小圈子里比试,觉得很不过隐。还想大展鸿图。

但陈乃云比较面对现实,有一次来我家参加诗歌晚会,完后,她诚恳地对我说:“还是要注意些,不然会有麻烦。”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。

      六

我曾仔细想过这个问题,当时在中国,在那样的环境,对写诗、搞文学的可能危险性,也有所察觉,但怎么还那么“胆大包天”呢?

可能,我们那一圈人,从小就住在寄宿学校,对社会基本毫无了解。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和外在世界都是从文学中演化出来的幻象。而且,初生之犊没见过真虎,当然没有畏虎的心态。

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,对官僚的蔑视,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,直言不讳,我从小就耳濡目染。例如说:周扬是一脸死人白。当时周扬如日当空。原来在延安,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,就是周扬。我母亲不怕汇报,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们说: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,李江(另一个原来在北京的艺术家)上台去揭发说:张仃是特务,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。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,说:周扬同志,张仃要是特务,割下我的脑袋!周扬慢条斯理地说:杜士甲同志,你的脑袋值几个钱?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,他气疯了,在回去的路上,趁看管人不在意,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。未料到,是个枯井,摔得鼻青脸肿……

这样的故事,我听得多了。年少气盛,不但不怕,反而觉得,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。恰好身边又有海默这么个榜样。我就觉得为艺术,冒风险算得了什么?认为当艺术家就是叛逆,一点儿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

我也在朋友中讲这些故事。基本的意思是,状元当不了艺术家,艺术家也不屑去当状元。

那个阶段,我们写诗、画画,和现在的状况很不相同。因为那时候,我们很清楚,自己的东西,不但不合潮流,甚至相左,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性。所以,不可能在可预计的未来被社会承认。另一方面,也绝不可能用这些作品去卖钱。当时社会不允许,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。只是想当艺术家,这个“无冕皇帝”的头衔,足以使我们自得其乐。

我们这样的选择,我母亲很支持。这也许是因为我家男孩子有五个,实在让人心烦。有一个想“为艺术而艺术”,也算是一种调剂吧。另一方面,母亲从小就喜欢文艺,始终未能如愿。所以,也许她对我有些期许。

母亲常常告诉我,艺术家就是叫化子,问我是否甘心如此,那时候,我已经看过《梵高传》、《米开朗进罗传》等等,心里有了一个价值标准,恨不得自己再穷困潦倒些才好。最后,母亲劝我好好学门手艺,以谋食粮,譬如理发等等。

      七

1962年,当我们这伙人心气最盛的时候,正好来了一个施展的机会。当时母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,该校有一群诗歌爱好者。学生会主席张绪曼来我家,和我母亲商量举办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。我正好在家,就一起商量,我们和他们联合举行,上半场朗诵名著,下半场读自己的。

我们这些人很兴奋,每个人都认真地准备。杨孝敏准备普希金的《致大海》,她又请来一位女生,蒋定粤——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来助阵。两道剑眉,果然是将门虎女。人们说她像西班牙女郎。

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,座无虚席,后面也站满了人。我们这伙中学生虎虎生气,尤其下半场,张久兴朗诵了“马式风格”的一组短诗,尖锐幽默,使人耳目一新。张新华也朗诵了自己的诗作,但他在下面谈笑风生,一上台有些紧张,可能是他不如张久兴那样自信。我全文朗诵了长诗《燃烧的心》,实在太长了,居然大家坚持听完,然后掌声雷动。其实,大学生也是年轻人,和我们差不多。他们也兴奋不已,工艺美院的黄传伟、张鸿宾都跑到前面来,和我们接着交谈。张明明是后来才发文讲述这件事的,当时她并不在场。

我在诗的结尾说:我们——太阳纵队!

董沙贝平时说话不多,但一激动起来,比我们还疯。散会时,已经半夜了,人们沿着马路往我们家走,边走边兴奋地交谈。我们不只以为“震”了大学生,因为诗只有与读者直接见面,朗诵给他们听,看看到底能不能撞击别人的心灵。因为这以前我们只是在沙龙范围内,自我欣赏,到底有没有点真东西?心里还是没底。这第一炮打响了,使我们信心倍增。

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:“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‘太阳纵队’!”一句话,把谈话中的火花,变成熊熊火光了。七嘴八舌,如何活动,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,自己印刷,等等,一系列的计划。那天人太多了,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继续聊了一夜,另一半人在大街上遛了一夜。

可见,那会儿,我们爱诗、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。那会儿,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。我们又不想当官儿,政治和诗有什么干系?

      八

“太阳纵队”的确开过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,那是在老北师大的莜庄楼。在一间腾空的教室里,下午斜阳,懒懒照在墙上。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。参加的人有:张久兴、张新华、董沙贝、于植信、张振州、杨孝敏、张润峰和我。由我起草了章程。那时,还是太年轻,我在章程开始,直率地说: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,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,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。那时,我哪里知道,当时文人们失去灵感、失去灵气的原因和苦衷。

我们打算至少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,每次每个人必须有新作品问世,墙上挂画,诗人们朗诵作品。然后,切磋研讨,慢慢形成艺术强力集团,最终会被社会承认。

在那个阶段我写了长诗《燃烧的心》、独幕剧《对话》、电影剧本《孔雀石》和一本短诗集,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《鸽子》。我也画了《丹柯》、《随梦录》等画作。

张久兴那时的主要作品都是短诗,张新华也是。

后来加人的牟敦白作品比较多,有诗、有文,也有画作。

我的这些作品的风格显然受洛尔迪、艾吕雅的诗影响较大。喜欢用比喻、象征,也喜欢用颜色来装饰。我画的画,在那时受蒲菲和其他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。

当然,用语言来描述原来作品的风格,就很难贴切。原来在写“太阳纵队”一文时,以为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。这次回到北京,才听说这几年来,有许多有心人已经开始整理和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了。他们也收集到一些我的短诗。

早几年,我们沙龙后来加入者,甘恢理打算出一本我们这个沙龙参加者的作品集。据说材料已经收集不少了,可他突然病逝,使那些资料就下落不明了。至少,我不知道会在哪里。

      九

郭世英的沙龙X诗社成立,那时他正在北大哲学系读书。据说由于他们想去法国,被破获,全数被捕。消息很快传开,我们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,只是同人来往而已,化整为零。所谓:凛冽冬风百草散。

1963年,我们沙龙人员也发生了变化。张久兴参军走了,成了坦克兵,而于植信因为要去法国留学被发现,被送去天堂河农场“组织劳动”。秋天,我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,同班有一O一中的同学巫鸿,他和我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很谈得来,他也通过我认识了沙龙中的各位朋友,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。

那个年龄的人都很重视难得的友情,那时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。我们也都写东西,也画画、摄影,志趣相投。又同时爱上了蒋家的女孩子,我追蒋定粤,他追妹妹蒋定穗。她们家的大哥蒋建国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生,搞版画、摄影,二哥蒋之翘写古诗,蒋庆渝写新诗,小弟蒋庆宁也一心想写小说。那一段时间,他们家成了这阶段的沙龙。

1964年至1965年,地下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我的朋友袁运生的毕业创作《水乡的回忆》,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。在官方权威杂志《美术》登了这张画,准备批判。学校里马上剑拔弩张,这幅巨幅油画搬出藏画楼,堆在乒乓球室,准备大批。

袁运生、丁绍光、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,和我们都是铁哥们儿。当时袁运生已经去了吉林,还不知道大祸临头。

我和吴尔鹿、于植信、蒋定粤分别商量,怎么救哥们儿一把。我忽发奇想,偷走它!失去了靶子就无从批判了。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。我决定独立行动。趁美院团员大会之际,校园里没人,我潜人学校体育馆,从画框上割下那张画,卷成一卷,极为惊险地混出学校。

当那张画铺满了我家客厅的地板,吴尔鹿跑来欣赏。我大汗淋漓,一面为老袁高兴,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。

公安机关为此到美院“做案现场”,做为政治案件处理。气氛紧张,没人怀疑过我。

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,对我的邪大胆五体投地。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:当局一旦获悉,这一条就能判你。对此,我是毫不在乎。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。

      十

当时,沙龙人员也在流动中,一次在***集合准备到文化宫去活动时,董沙贝和吴尔鹿骑车过来告辞,说他们不去了。事后才知道,人们当时已经觉得,我的领袖欲太强,老想当“精神领袖”。所以,就会使同龄人心理上不舒服。那时有人已经给了我四个字—— “不可一世”。可见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,真不知天高地厚,人生艰险。其实我天生对人热情。那时,一方面我年少气盛,也无所谓。另一方面,也照顾不同的人面,所以沙龙也只好分散活动了。你总不可能让人人都能互相容忍。

在那一阶段,主要活动除了上述的蒋家沙龙,还有其他的活动地点,特别是在一个不愿写他姓名的朋友家,那时我们是好朋友。他家的沙龙主要去的人有李昌元、朝增兴、巫鸿,吴尔鹿只去过一两次,后因和他不和而不去了。他家除了有大量的灰皮书、黄皮书,还有最新的西方音乐唱片。后来,也是在他家”听了“披头四”,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。

一天在他家吃午饭,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唱片。他父亲进来,脸色就不太好看。我那时居然没注意到。等放完一面,本应该赶紧换一张古典的。我却拿自己不当外人,又放那另一面。老天!

那年头儿,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。我真是个不顾后果的祸头子。

他们老两口儿诚恳地找我谈话,给我亮出了黄牌。他们当然怕我影响他们的孩子,同时也担心我这样下去非常危险。当时,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,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。后来回想,他们是有预感的,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比我们清楚。对政治斗争,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。

初生之犊,哪儿听得懂?另一个活动地点是在阜外大街一片楼里。郭世英一案里,最年轻的一个牟小白,最早被放了出来。就跑来找我,自然而然,他就成了我们沙龙的新人。

他家成了另个活动地点,也有时候去王东白家、去甘恢理家,后来又认识了郭大勋、郭路生。我们经常聚会,玩秘密写诗、画画,游戏,喝酒。没有钱,只能喝廉价酒。下酒菜往往是咸菜,或生拌大白菜。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,用铅笔刀削了削,大家觉得别有风味。他还会把萝卜雕成一只猪。连吃带玩。张士彦是老大哥,他已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,到文化用品公司上班了。每次他来看我们,总是带一瓶“中国红”。大家齐声喝彩。

那个时期,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,也许受了海明威早期小说影响,风格比较像散文,情节性不是很强。记得有一篇是根据王东白讲的一个真事,发展变化而来的。写的是一个日本女孩,在中国长大后邂逅一个中国男孩的故事。另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的故事。有次,我哥碰巧翻到我这篇小说,他大惑不解,问我:想说明什么问题?我说这没法说清楚。

      十一

那时候,我哥哥正在“哈军工”上学,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。戴晴开玩笑说:他是我们上级。他们暑假回到北京,和我们一起玩。他们听说我爱朗诵,晚上在颐和园长廊,我先朗诵老马的,然后朗诵艾品雅的《自由》、《贝里》……他们大为惊奇,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,而是另类。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,正在熟读《红楼梦》。那是,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,似乎我们那伙人太“现代”了。我估计那会儿,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。这些大哥哥、大姐姐们的关心与宽厚,使我感动。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“不合时宜的”怪诗,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。

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,一套对付社会,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。

有一次,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,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,到底我们写的东西,到了什么水平?是文学青年的习作,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?

我们争来争去,后来决定,一个月后,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,既要有自己的风格,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。同时,也不触怒社会,然后投给《人民文学》,投石问路。

一个月后,我拿来了《进军号角》,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,是首政治抒情诗。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。在那时,也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。同时,也写了毛泽东。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,而是试图从一个人、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。

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,总之,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。

必须说明,那时候我们“太阳纵队”不是一个政治组织。秘密写诗,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。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“现政”,对抗当局。我们既不是革命,也不是反革命,只是不革命而已。

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:从我们自身角度,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,天生的叛逆。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,是不一致的。可以说《进军号角》,是用老马式的语言,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。当时,有个错觉,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,而毛是诗人,周是智者,他们心里是清楚的,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统。

我这首诗,没有通过任何关系,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《人民文学》的,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。

大概两个星期后,我的干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。先插一句,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,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,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。后来,他妻子有个亲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,我就成了哥哥。后来就改为“干儿子”了。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,特别爱开玩笑。知道我去看他,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,我张口结舌。他说:下回再问你,你就说“太子乾天下”!从这里,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。

我一到他家,看见冯牧先生也在。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: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,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?我嗫嗫嚅嚅不知如何回答。后来鼓起勇气说:自己写的东西,好不好还不知道,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。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:现在年轻人真厉害。

他们告诉我,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,下期《人民文学》就要全文发表。发表以后,很难想象是什么影响。朱丹伯伯又兴奋,又担心,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。

后来《人民文学》一位姓雷的编辑找我谈了谈,他见我这么年轻,颇为感慨。说让我改一些小错。

这个消息,不知从何途径也传到中央美术学院。那时候对能够凭自己冲入社会,得到承认,就觉得是“天才”了。于是人们开玩笑,把我也列人美院十大才子之列。

“太阳纵队”的人,也都兴高采烈,认为我们这几年的苦学苦练也终于被社会承认。所谓也够“公认水平’了。可见,那时我们也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。还有年轻人的虚荣心。

可这一段如果真的“如愿以偿”,我们会不会也登堂入室,弹冠相庆,就此被收编为“御用文人”。是有那种可能性,其实,党组织没有我们自己那么天真。

那首诗,始终未能发表。

第一,正好文艺界开始批判“中间人物论”、“人性论”、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”,而邵筌麟首当其冲。后来才知道,是邵筌麟签发我那首诗的。第二,后来听当时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告诉我,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,把我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“资产阶级文艺青年”。

我的名字和“坏人”相等。

你想,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他们相中。

      十二

在明白即使你的作品合了当时社会的“格”,人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,于是,我们决定自己出手抄杂志。

因为,知道这是非法的,所以,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。我父母也参加了,他们的思想在当时,也实在超前了。

其实出版方式也很简单,大家都用同样大的16开纸,稿纸和图画纸都行,留下装钉线就行了。当时参加的还有陈乔乔、耿军、邹枫、张大伟、蒋定粤、张寥寥等。谁主编谁来设计封面。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,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:自由。

也许,那是一种预感,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。

那期我记得乔乔写的是回忆童年的诗,那风格比较古典。耿军是漫画连环画,是讲当时恋爱的几大戒律,十分有趣。邹枫和蒋定粤都是抒情散文,比较古典。张大伟是怪异的梦幻录,还有光怪陆离的插图,很受象征派或有爱伦堡的恐怖气氛营造痕迹。张寥寥画的讽刺漫画,画上有河马等等,十分可笑,而河马正好在撒尿,而尿下有一棵小小的树,旁边写“劲松”。

我是用两种不同风格画了两张画,写了两首诗——“对春天不同的解释”,一边是用古典风格,另一边用现代风格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,我们马上请蒋定粤把这些期杂志藏起来,后来似乎在她家也不安全了,就转移到理召女士家里去。再后来,她也保不住了,只好付之一炬。

      十三

1966年,袁运生的画、“太阳纵队”组织、秘密聚会、与法国留学生交往、我的诗、我的政治笑话——种种原因,我被抓,我逃跑,我被通缉……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,在送给王东白的本子扉页上写下:相信未来。

当我逃到南方的时候,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《我不相信:你真已离去》。

当时,人们传说我已经逃到了海外,其实我只是逃到了杭州。

后来,我又被抓回来,先关在学校,后来就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,被无数次审讯。他们一再追问那个“反动组织”——“太阳纵队”。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,他们甚至在中央美术学院开了一个展览会,向人们展示我已经是反动艺术的追求者,已经走了多远。那些东西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,或许早已焚为灰烬。于是,我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的“领袖”。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。p/>

附录:

我想把当事人今天的情况,简述如下,也许会对研究者有用:

一、张久兴:我的案子发了以后,连累了在军队中服役的他。他被整得很惨,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。

二、甘露林:后来上军事外语学校,在军中也被整。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。

三、于植信:后在天堂河农场改名于铁生,被送到新疆农二师。80年代末回北京,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,后提前退休。写很多电视剧、电影剧本,但不合时宜,未被任何地方采用过,现仍然在写。

四、张新华:现为中国农民美术协会秘书长,自己一直在画画,也曾到匈牙利和美国展览。

五、张振州:现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。翻译许多关于自然的电影片,如《动物世界》。没有再写作。

六、董沙贝:现旅居日本,在一所大学教绘画。现在他热中摄影和国画。

七、吴尔鹿:现居纽约和北京。是著名画商,同时也写艺术评论。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美术史硕士。在北京开有画廊。

八、张润峰:听说搞出版发了小财,后开文化书店。周围有文学青年圈子,未见有创作。

九、杨孝敏:因我们案子影响,一直在工厂当翻译,现病退回京,个体翻译工作者。也翻译艺术评论。

十、蒋定粤:现居洛杉矾,是医生。

十一、牟敦白:又名小白,是唯一横跨两大沙龙的健在者。这些年一直在写作。在如《南方周末》等国内刊物,写焦点报导。如《陈衙内何许人也?》(陈小同)。也写地下文学回忆如《X诗社回忆》等。现在内贸部当土木工程师,业余笔耕不辍。

十二、巫鸿: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讲座教授。有时画画,有多部美术史论著作问世。有本关于汉画象砖的论著获得美国亚洲学会奖。

十三、甘恢理:后任中央民革秘书(或副秘书长?),一直想把“太阳纵队”的作品整理、出版出来。不幸英年早逝,未能如愿以偿。

十四、郭路生:现在北京,还一直写诗。住在精神病疗养院里。我们有时接他出来,在我家畅谈往事。

十五、张大伟:在北京实验中学教高中语文。依然坚持写东西,但很少发表。

十六、张寥寥:在北京一文化公司当编剧。他依然在写东西,时为公司拍片用,时为自己高兴。

十七、王东白:身体不好,提前病退在家。

作者简介:

张郎郎,美籍汉语作家。1944年出生于延安,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,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困组织文学沙龙“太阳纵队”被判死刑缓期,坐牢十年,出狱后曾经商,现主要从事小说及回忆录创作,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汉语。

 

                  

Quelle: http://www.tianya.cn/publicforum/Content/books/1/61865.shtml, //www.tianya.cn/publicforum/Content/books/1/61865.s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