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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esische Originaltexte zu Revolutionäre Jugend

 

 

I.2   Zhang Langlang: "Ich und die Todeszelle"

 

 

In der Übersetzung sind gekürzte Stellen jeweils durch Auslassungszeichen gekennzeichnet. Hier ist der vollständige Originaltext:]

 

 

张郎郎:《我与死刑号》

 

 

      一

如果把中共建国以来对思想控制松紧的程度,画成一条曲线。我以为,一九七零年初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就是曲线的顶点。

建国后至少有了宪法,有了法律程序。思想控制,一张一弛;基本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。一般人们记得的不外是“反胡风”了、“反右”了、 “文革”了等。然而,在全国范围内,大规模的以言论罪(即“思想罪”)通过公审程序,正式判处死刑,似乎还应该是“一打三反”。可惜,在“邓小平思想”的 “向前看原则”下,这么重要的里程碑,被刻意遗忘了。

现在,当局不准回忆文革,最近对国内的媒介明文规定若干个“不准”。“一打三反”这个词,几乎快没人明白了。人们在纪念遇罗克的时候,才有人提起这件事情。作为历史的一个符号,遇罗克远远大于“一打三反”。

“一打三反”是当局最疯狂的时期,中央居然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。审判不需要最高法院认定,认定死刑犯不需要有人命或纵火等严重罪行。

全国各地都在成批地枪毙“现行反革命份子”。而他们主要的具体罪行是:“反动标语罪”(书写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标语等)、“反动口号罪”(在公共场合呼喊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口号等)、“恶毒攻击罪”(和他人谈论过对领导人的不满或不敬的言论)等等,这些都可以判处死刑;甚至连 “反动日记罪”(在日记中表达自己对当局不满等)都可以判处死刑。

一贯注意政策的首都北京,在这几个月中,天天到处是游街和批斗死刑犯的镣铐拖地声,腥风血雨满街充斥“枪毙XXX!”的口号声,到处贴着画满红钩的死刑告示,一批批政府制定的“斩监侯”名单,要求“全民讨论”,让普通百姓人人表态,“自愿”成为裁定者之一。

我事后知道,在讨论枪毙我的时候,逃离现场拒绝表态的至少有画家黄永玉、画家刘迅(现任北京“国际艺苑”董事长)。

这比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,要厉害得多,风声鹤唳,人人自危。因为,一句话就可以定罪,谁保证自己没说错过话?其他城市和地方就更残酷了,河南省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因为说过两句反对毛泽东的话,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。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先生,因无法忍受残酷批斗,而“呼喊反动口号”,被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……。

“一打三反”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?每个案件真实情况如何?今天被深深封存入黑箱。已经二十九年过去了,是否人们真的就此忘记了?

历史不那么健忘吧?

      二

当时我也进了死刑号。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,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——“太阳纵队”有关。前者属于“乱说”,后者属于“乱动”。前者是企图“言论自由”,后者是企图“结社自由”。

我“犯罪”时间是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,入狱时才二十四岁,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。那时,实在天真,误以为这两项自由是我国宪法白纸黑字规定的“天赋人权”,是从毛泽东到朱容基们“冒着生命危险”为我们奋斗得来的。

哪知道这两条正是当权者的不可退让的底线。

我不入狱才怪!

后来,从死刑号逆向出来,逃出生天简直是个奇迹。我当时根本不认为,自己还有存活的机会。据说,把我从死刑号里提出来,转到普通牢房的老军代表是李振先生。当时他说得很清楚:“进死刑号的人,没有活着出来的。你不用感谢我,要感谢党中央,感谢毛主席。”他又说:“有关死刑号的一切都是国家机密。你不许向任何人,谈死刑号的情况。”

有人告诉我,“一打三反”的得力执行者和知情者正是李振先生。在全国杀人杀红眼的时候,周恩来突然问李振:“谁给你的尚方宝剑?”据说,因此,一九七零年五月以后,杀人的势头慢慢缓和下来。据说,不杀我们也是周恩来的帮助。我在监狱时,一直想:出来后一定拜访他们,要知道事实真相。可是等我出狱时,他们二位都已经作古了。

我还想继续追索这一段历史的真相,所以要写这一类文章。

同时,还由于我和其他死刑犯,在死刑号曾经相约:谁万一能活下来,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,要去问候死难者的家人。和我一样虎口余生的人还有,可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,愿意选择沉默。我现在是个单身的职业作家,没有什么牵挂。我正在继续写这些经历,想留下个人的些许见证。

让后人多些第一手资料,以便研究。

      三

我们那一批死刑犯,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宣判。

我记得名字的有:遇罗克、田树云、孙秀珍、沈元、索家麟、王涛、王文满、朱章涛等。最后两位的下落,我至今不清楚,其他都立即执行了。被枪毙的思想犯中,当时最有名的就是遇罗克,他是以一篇“出身论”反驳当时同样有名的谭立夫(比较讽刺的是,谭先生现任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)的 “血统论”演讲。这讲演的核心是:“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”,是当时红色恐怖的理论依据。“出身论”喊出弱者的心声,曾一时洛阳纸贵,家喻户晓。

而知识界最有名的是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青年才子沈元。因为他被批斗、殴打而无法忍受,化妆成黑人,跑进了马里大使馆,被定为“叛国投敌罪”。

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游戏规则照搬不误。对我的罪行认定分三个层次进行:

1、公布罪行:这是造舆论用的。多半要和“叛国罪”、“暴乱罪”等挂钩,激起公愤。就可以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。所以,把我和法国留学生马丽亚娜(后为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副校长。)、郭翰博(后为巴黎《世界报》记者)聊天,定罪为“出卖重要情报”。我曾想去法国留学,被追捕时曾想去香港,定罪为“企图叛国投敌”;

2、具体罪行:这是判罪的表面原因。例如:写了犯上的文字,或卷入什么文人作乱的案件。到“一打三反”广泛多了,例如:说过中央领导人的隐私或不满等,不需要物证,只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听见此人说过这句话,就可以定罪。我因为说过诸如:毛泽东先生的“七律”(“暮色苍茫看劲松”)可以作香艳解等笑话,定罪为“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”;

3、实质罪行:毛泽东说:“罚不当罪的极少”,在法制极不健全“一打三反”时期,中共还可以“稳、准、狠”地枪毙思想犯。如何“准”地定罪呢?许多人都想不明白。

平心而论,中共这时,已经不在井冈山,很成熟了。并非抓来就打靶,那就小看了中共。至少北京还是相当认真的。

从思想定罪来说,他们很有经验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他们抓我没有抓错。

      四

程序是这样的:

1、根据密告、或眼线的线索,先把思想犯嫌疑人列入档案,行话说:挂号了。一九六五年俞强声(俞正声部长的胞兄)在北京公安局一处工作(据报导现叛逃美国——编注),他透露给一位朋友“张郎郎已经挂号了”,如毛泽东说:“入了另册”;

2、公安干警和眼线有目的搜集被锁定的目标所作所为,非常细致,例如:后来在我的判决书上写道:“在公共场所播放反动音乐”,是指我和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,在后湖放过“披头四”的歌曲。可见,他们对我们的“反动文艺思想”侦察多么细致。前不久陈庆庆小姐对我说:文革前她爸爸(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先生)就拿内部参考上对我“资产阶级思想”和行为的描述,作为反面教材对她进行教育:长大了千万别学他。那些“材料”全是我在学校的生活细节,例如:把游泳裤钉在墙上等等。事实真假姑且不论,可见跟踪思想异己的眼线,那时已经深入在学校中。

党什么都知道。

3、发现或制造具体罪行,然后抓人。一九六八年初,当江青女士说“中央美术学院有坏人”的时候,她肯定不是具体指我,可是我已经是 “被锁定者”。在北京公安局的参与下,在各艺术院校半年之中私设公堂、血腥逼供后,根据被拷打者的“供词”,经精心筛选,我就堂而皇之成了“头号反革命”。

4、逮捕以后要认定“罪犯”思想反动的程度,和目前的思想状况,即:所谓“态度”就是对领导人的态度、中共的态度。也就是说:在判处思想犯的时候,主要就是看他的思想罪行的深度和可否改造。

在预审处管辖下的看守所,有专门主管思想犯的有经验的预审员,而负责我们这类“疑犯”的预审员,文化水平就高一些。对付读书人很有办法,进行逼供、诱供。要找出所有的“罪行”,最后还要找出“思想根源”和“原始动机”。

他们非常重视你家里有没有被当局“关、管、杀”的?或者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家里有没有受到冲击或牵连?可见,中共当时对思想犯的心理历程非常重视。

他们要分析我们每一个人,如何由拥护党到反党的全过程。这样可以明白“思想犯”形成的前因后果,就可以决定我们的反动“程度”。还可以用来防止别人走上思想犯罪之路,通过“狠斗私字”,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,防患于未然。

      五

许多人觉得“思想”看不见、摸不着,如何定罪呢?中共凭多年经验界定思想罪行,有很具体的办法。例如:

1、如果罪行本身到了一定的级别,无需验证就可以定罪了,如北京挑花厂的厂医田树云,写了一封信,扔进前苏联大使馆的汽车里,想投靠 “苏修”,那已经“反动透顶”了,所以不必再界定他的思想反动程度了,立刻可以枪毙了。可是,田大夫很天真。在批斗换场时,他安慰我说:“马队长对我说了,咱们是批判从严,处理从宽。别听群众都喊要枪毙咱们,咱们死不了。”我只能苦笑。他太相信党了。

2、如果罪行一般,可是“态度恶劣”,一样可以枪毙。比如:上述田大夫的女朋友孙秀珍,她的罪行最多是“胁从”或“知情不报”。据说,由于在“公判大会”上,她企图抗拒,呼喊口号,也同场枪毙了。因为,她的态度说明她“死不改悔”。遇罗克的预审员丁先生(外号丁大个儿),早就认定了他“反动透顶”,可是,表面罪行还不够,结果等到了“从重从快”的“一打三反”,合理合法地枪毙了他。

3、组织是思想反动等级的一个界定点。当时成百成千的人说过错话,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们呢?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们有个组织,而且并被认为是个思想异端的俱乐部。

  他们的方法还要精确得多,复杂的多;我凭直觉感受到这些。

在文革前六十年代已经有许多人喜欢写诗,实际上有很多小组,可是被当局认定为成型的组织,一个是郭世英组织的“X社”,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艺术沙龙“太阳纵队”。

我和郭世英是101中学的同学,在学校里都是文艺活跃份子,在记念鲁迅的晚会上他扮演过客,我导演《祝福》。我们在一起合作很愉快,聊了很多。那个时候由于年轻人的偏激,我很不喜欢他的父亲郭沫若老先生,主要是嫌他没骨气,写的诗又不好,那时哪知道他的难处。

后来郭世英上了北大哲学系,我去了中央美术学院,各自组织了沙龙。一九六四年当局发现他们“X社”策划去法国,结果,一人成功出走,其余全部落网。好在当时社会还算稳定,郭老先生又身居高位,他们没有被判刑。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,然后转往农业大学读书。可是,噩运并没有结束,一九六八年郭世英被隔离审查、毒打。一天,郭世英从二楼摔下来死亡。当时他还被绑在床上,他妹妹赶来收尸的时候,还没有松绑。

人们说是自杀,家属说是他杀。前不久,我在北京和郭世英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周国平(现在继续研究哲学)、牟筱白(“X社”和“太阳纵队”的成员,诗人)回忆过这些。他们也认为:根据他的性格,决定了他一定会在那种情况下自杀……。总之郭世英为写诗付出生命。

郭老先生的另一个儿子郭民英,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。在他哥哥死后,很快也自杀了。文革后郭世英留下了一本日记,郭沫若晚年经常拿出这本日记,用蝇头小楷一笔一笔抄完这本日记。(关于郭沫若两个儿子之死,请参阅本期下附罗点点撰〈郭沫若的两个儿子〉——编注)

“太阳纵队”成员的命运不比“X社”的强。“太阳纵队”一九六二年成立时参加的人有张久兴、张新华、董沙贝、于植信、张振洲、杨孝敏、张润峰等。由我起草章程。那时还是太年轻,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在章程开始说:“五四”过去这么多年只出了一个鲁迅。当时膂b为“五四”出了不少盗火者,现在不知去向。我们也是心中有魔鬼在燃烧,我们也要象高举燃烧的心的丹柯一样,走出黑暗和泥沼。

先后卷入“太阳纵队”或和我们沾边的人,都受到各种冲击。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。  张久兴文革时在军队,已经是坦克兵的军官,在军法处逼供下承认另一个莫须有的“叛国集团”,后自杀身亡。

甘露林也是解放军军官,正在广西向越南开赴,接到回北京接受审查的命令,他在前线饮弹身亡,和郭世英一样;人们说是自杀,家属说是他杀。

我和一个不愿提他姓名的朋友进了死刑号,在大狱中九死一生。

于值信先在天堂河农场劳改,后送到新疆石河子农二师,文革后一直下落不明。前两年我和吴尔鹿找到了他,可是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一个不能在社会中自理的人。

……

任何和“太阳纵队”沾边的人,都被批斗、管押、审查。后来,只要和我接触过较多的亲戚、同学、朋友几乎无一幸免。

例如原北大英语系的毕业生杨孝敏,因此案一直下放在工厂里,不得翻身。我女朋友蒋定粤的哥哥蒋建国先生,因我被打穿耳膜。蒋定粤的妹妹蒋定穗,脸上至今留下刑讯用烟头烧下的疤痕,等等,等等,等等。被牵连的名单数以百计,使我至今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深深负疚。虽然,这不是我故意造成的,也不是我能改变的。但确实是因我而起,希望他们能够谅解。

“太阳纵队”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组织,没有什么政治诉求,最多就是想写诗、画画,要创作自由。说破了还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事。

我希望,在下一世纪,可以在祖国实现三十多年前我的小小诉求。

原载《民主中国》一九九九年四月号

 

                  
   

Quelle: //archives.cnd.org/HXWK/author/ZHANG-Langlang/zk9905a-1.gb.html